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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学上，将宪法政治归结为前宪法现象可以避免政治与宪法价值的逻辑错位，宪法政治是一种应然的宪法，而不是相反。

〔16〕前注〔8〕，徐显明书，第217页。死亡的深刻也不像以往那样确定而不可更改，而是成为严格过渡空间，其生的边界随着抢救技术的日益改善而不断拓展，越来越多频死的病人得到了抢救。

之后，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以争取人道死亡权利为目的、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权运动。法院的判决引起了宪法上的重大争论。同时，民众中也有争论，出现了静坐和示威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权意识的提高，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给予普遍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安乐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5]〕同时也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生命。〔13〕 即使尊严条款在生命伦理、现代科技发展方面的具体适用也存在宪法上的界限。

〔11〕〔日〕石原明：《法与生命伦理20讲》（第四版），日本评论社2004年版，第198页。〔[16]〕笔者认为，安乐死权的法定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需要满足法律权利应具备的基本要件，即主体、资格与利益。最后，司法解释的名称改为《撤诉规定》，内容则调整为对《行政诉讼法》第51条进行解释。

通过经验事实的考察，发现协调和解是在法院主持下，坚持合法性审查和当事人自愿原则，吸收各方力量协调处理案件，促使当事人和解，以原告撤诉为标志的案件处理方式。这一点也与民事诉讼调解的基本特征并无差异。二是人民法院建议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在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进行。要关注撤诉和解协议的执行情况，防止裁定撤诉后和解协议得不到及时有效执行而引起新的争议。

另外，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分析，党委、政府交办的案件、涉及三农的案件、群体性案件、涉法上访的案件要尽可能进行协调。(4)人民法院需要审查当事人达成的协议。

福建高院反映，可以采用协调处理的行政案件主要有行政裁决案件、行政自由裁量案件、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行政合同案件、行政赔偿案件等。而行政诉讼调解如果存在的话，则与民事诉讼有关调解工作的规范依据相一致。下级法院协调处理案件存在困难的，可以请求上级法院予以协助。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恰恰说明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行政诉讼和解并非诉讼法意义上的诉讼和解，其在实践中已经异化或者等同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以致于实务界本身就有观点认为，《撤诉规定》是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法律依据，[10]即行政诉讼和解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可以等同视之。

三是行政诉讼协调和解。(一)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依据诚如章剑生教授所言，在诉讼法上并没有协调一词。只要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时，明确引入调解制度，调解的优越性自然会体现在行政诉讼之中。二是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超越或者放弃职权，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还有学者提出，对行政案件是否适用调解原则不能一概而论。与民事诉讼不同，行政诉讼的被告是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对被告的基本要求，被告无权处分其行政职权。

前者所涉诉讼活动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后者则是当事人，说明人民法院在调解与和解中的职能并不相同。{19}陈光中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协调和解的方式最为多样，既可以由法官主持协调和解，也可以委托其他机关和个人，以及上级法院主持。福建高院反映，福建省法院在1990年至2008年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最低年份为25. 12%，最高年份达到40. 72%。(2)如果存在法院超职权强制调解的话，这种强制调解的弊端并非调解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调解主体———人民法官素质的问题，这需要从加强法官培训、规范调解行为的路径加以整改，而不是否定调解的制度优势。和解的主体局限于人民法院。[4]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在当前学术界，有关区别行政诉讼调解、和解、协调和解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认为三者实质相同，均是调解或由定义者赋予内涵。综合上述认识，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行政诉讼如果存在调解的话，行政诉讼调解与民事诉讼调解在基本内涵方面应当是一致的。

这一规定赋予了和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制度的效力。而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的条件为：一是申请撤诉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和解可以通过调解而实现，也可以通过协调等另外方法而达成，当然也可以由当事人独立、自愿而形成。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严守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更为重要{16}。

但是有关扶养等内容的和解，须经裁判官许可后方可订立{19}(P·233)。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和解 协调和解 。

从我国行政诉讼的特点来看，原被告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实质上行政主体占强势地位。[8]二、从立法释义来看，《行政诉讼法》作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其立足点在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存在本质的区别，[9]因而不能将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引入行政诉讼之中。[8]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的规定。三是依法引入社会力量协助法院调解。

持此类观点的还有东南大学法学院周佑勇教授，见‘行政诉讼协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http: //www. hicourt. gov. cn/homepage/show4_content. asp? id=17018，访问日期: 2011-01-08。[5]通过对立法资料的考察，笔者会发现，允许人民法院通过做一定工作促使当事人和解，应当是行政诉讼法的题中应有之意{10}。

(三)关于协调和解的工作方式问题综合各地法院的情况，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工作方式方面表现出以下特点：1、强调合法性审查为前提。四是第三人无异议{13}(P·119页以下)。

各地法院都认为，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应当坚持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3}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和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目前调解不能适用于行政诉讼，症结还是在于现行法律的明文禁止。(2)三者均可以贯穿于诉讼程序的整个过程。调解协议禁止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案外人利益以及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一是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行政诉讼是可以适用调解的。

章教授指出，调解是被禁止的调解。只要诉讼当事人双方对诉讼标的都具有处分性，并且不违反公益与法律，即可自愿和解{6}。

由于无论是调解、和解还是协调和解，最终要落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之中，因此，以地方法院的工作实践作为考察对象，将是认识该类工作特点和性质的基本路径。某些行政案件可以适用调解。

[3]持这类观点的有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杨海坤教授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周茸萌庭长，见‘行政诉讼协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http: //www. hicourt. gov. cn/homepage/show4_content. asp? id=17018，访问日期: 2011-01-08。成都中院反映，适用协调和解的行政诉讼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行政不作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裁决和行政补偿六个方面，其中适用最多的为行政处罚。